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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向陽訴云南天祿拍賣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案

2015-06-19 18:12:06 來源: 本站

 

楊向陽訴云南天祿拍賣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案
 
——拍賣假冒他人署名的“偽作品”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
 
 
【案號】
一審案號:(2007)昆民六重字第1號
二審案號:(2008)云高民三終字第90號
 
【裁判要旨】
本案主要涉及拍賣公司拍賣假冒他人署名的“偽作品”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根據《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之規定,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為屬侵犯著作權的違法行為,故拍賣公司如確實銷售了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即應適用《著作權法》;同時,拍賣是一種特殊的買賣形式,受《拍賣法》規范和調整,《拍賣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據此,如拍賣公司依法定程序組織拍賣,并在拍賣前作出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聲明,且不具有其他過錯,即使其確實拍出了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亦可免責,不應承擔侵犯著作權的法律責任。
 
【案情】
原告:楊向陽。
被告:云南天祿拍賣有限公司。
2006年2月15日,案外人寧伯良與云南天祿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祿公司)簽訂一份《委托拍賣協議書》,委托天祿公司拍賣包括署名“楊向陽”的《天馬行空》書法作品在內的一系列書法繪畫作品。《天馬行空》作品的起拍價為400元。天祿公司印制了《二○○六春季中國書畫精品拍賣會》宣傳冊,其中的《拍賣規則》第五條注明:“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本公司已盡所能對全部拍賣品作過基本鑒定;鑒于藝術品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本公司對拍賣品的真偽或品質不作任何擔保。”之后,天祿公司發出了拍賣公告,公告上注明了網上展示時間、實地展示時間、拍賣時間以及展示網址、展示地點和拍賣地點。同年3月12日,案外人李文祥以400元向天祿公司競得涉案作品《天馬行空》,又于兩個月后以600元轉賣他人,現該作品下落不明,無法追回。
楊向陽認為自己并沒有書寫過涉案《天馬行空》橫幅書法作品,該書法作品假冒其姓名,故以天祿公司的行為侵犯其署名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為由提起訴訟,請求判令:1、天祿公司在國家級報刊上向其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2、天祿公司賠償其經濟損失人民幣50000元;3、天祿公司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天祿公司辯稱,本案并非著作權侵權糾紛,而屬姓名權侵權糾紛,天祿公司只是接受委托進行拍賣的中介機構,不是本案適格被告。本案應當適用《拍賣法》,且楊向陽雖認為天祿公司的拍賣會上出現了假冒其署名的贗品,但沒有及時向天祿公司說明,造成涉案作品流失,天祿公司沒有過錯,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審判】
一審訴訟過程中,楊向陽申請對天祿公司《二○○六春季中國書畫精品拍賣會》一書中登載的《天馬行空》拍賣品和盤龍區公證處對天祿公司網站上登載的《天馬行空》拍賣品的網頁打印件中的網上展示品是否為假冒其署名的贗品進行司法鑒定。一審法院共委托了三次鑒定:2007年7月24日和9月18日,一審法院分別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和云南公正司法鑒定中心對涉案爭議作品中“天馬行空”四字是否為楊向陽所寫進行鑒定,上述兩家鑒定機構向一審法院回函,認為在缺乏涉案作品原件的情況下,本案不具備鑒定條件,無法鑒定,均未接受委托;2007年12月5日,一審法院再次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對涉案爭議作品中楊向陽簽名是否為其所寫及印章的真實性進行鑒定,該中心于2008年3月2日作出天禹司鑒字(2008)第023208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結論為:“送檢的一份云南天祿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的、署名楊向陽的‘天馬行空’書法作品上落署的‘楊向陽’簽名字跡與提供作比對檢驗的楊向陽書法作品上落署的‘楊向陽’簽名樣本字跡不是同一人所寫。”
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1、根據鑒定結論,涉案作品上的署名并非楊向陽字跡,且涉案作品中“天馬行空”四字雖因不存在既往原件不能鑒定,但初具書法鑒賞能力的人經認真鑒別,可以看出該四字的創作存在諸多藝術水準的缺陷,故涉案作品《天馬行空》是一幅假冒楊向陽署名的書法作品。2、天祿公司主張本案適用《拍賣法》,但《拍賣法》調整的是拍賣合同法律關系,而本案原告楊向陽并非拍賣合同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其所提起的訴訟也不是合同之訴,而是侵權之訴,所請求保護的權利是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著作權,故本案應根據《著作權法》確定天祿公司的法律責任。3、根據《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的規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天祿公司作為專業拍賣機構,事前應當依誠實信用原則盡其所能對涉案作品進行必要的鑒定,其在此次拍賣活動之前公布的《拍賣規則》當中也承諾,“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本公司已盡所能對全部拍賣品作過基本鑒定”,但這項承諾并未得到落實。天祿公司的行為既違背了法律規定的義務,又違背了自己的社會承諾,在主觀上存在過錯。天祿公司出售了假冒楊向陽署名的作品,侵犯了楊向陽著作權。4、鑒于本案的侵權行為已經實施完畢,涉案作品幾經轉手已無法追回,不宜再判令天祿公司承擔停止侵權的法律責任。天祿公司依法應當承擔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的規定,判決:1、天祿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在《春城晚報》就其侵害楊向陽著作權的行為刊登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聲明,聲明的內容須經法院審核;2、天祿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楊向陽經濟損失人民幣9000元;3、駁回楊向陽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天祿公司不服,向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駁回楊向陽全部訴訟請求,并判令楊向陽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二審中,雙方當事人對原判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均存在爭議。在認定事實上,雙方主要對鑒定報告的證據效力存在分歧。天祿公司認為鑒定報告違反法定程序,且不具有真實性、客觀性,不應作為定案依據。在法律適用上,雙方的主要爭議在于本案是否應當適用《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之規定,天祿公司是否侵犯楊向陽的著作權。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一、關于鑒定報告的證據效力問題。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所作天禹司鑒字(2008)第023208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程序違法,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本案也不具備重新鑒定的基礎和條件,不能重新委托鑒定。理由如下:
第一,涉案作品原件不存。本案涉及書法作品這一藝術品的真偽鑒定,兩家鑒定機構均認為鑒定作品上“天馬行空”四個字是否楊向陽所寫需要原件,否則無法鑒定;同理,鑒定同一作品上“楊向陽”三字是否楊向陽所寫同樣需要原件。《司法鑒定程序通則》中對送檢材料是否必須為原件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明確規定送檢的材料必須真實,在缺乏檢材原件,且復制件是經過拍照、排版、印刷、打印等多個復制環節形成,復制件大小與原件相差數倍的情況下,檢材的用墨、顏色、紙張質地對文字的影響等因素在鑒定時均無從審查,加之書法作品鑒定具有特殊性,即使只是鑒定作品上的簽名字跡,與普通常規意義上的筆跡鑒定并非同一概念,在之前已有兩家鑒定機構因原件不存在不接受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之前也曾因缺乏原件拒絕接受委托的情況下,該中心時隔幾月后在同樣在缺乏原件的情況下作出的鑒定結論很難讓上訴人天祿公司及二審法院信服。在缺乏檢材原件的情況下,該鑒定結論的真實性無法確定。
第二,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司法鑒定文書應當加蓋司法鑒定機構的司法鑒定專用章。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向原審法院及雙方當事人出具的《文書司法鑒定報告書》均未加蓋印章,雖其事后辯稱是工作疏忽,但確實違反了法定程序。
第三,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之規定,鑒定材料應由委托人向司法鑒定機構提供,并由委托人對鑒定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委托人提供的鑒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要求委托人補充,不允許鑒定機構擅自搜集鑒定材料,否則無人可以保證鑒定材料的真實性。本次鑒定中,鑒定機構在發現鑒定材料不充分后,在沒有委托人(即原審法院)及雙方當事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獨自到楊向陽處收集拍攝鑒定樣本,所取得的樣本未經原審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質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綜上,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天禹司鑒字(2008)第023208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程序違法,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且在原件不存的情況下,本案不具備重新鑒定的必要和條件,故本案也不應委托鑒定機構重新鑒定。
二、關于天祿公司是否侵犯楊向陽的著作權的問題。
一方面,根據《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之規定,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為屬侵犯著作權的違法行為,故天祿公司在其舉行的拍賣會中銷售的涉案《天馬行空》書法作品如屬假冒楊向陽署名的作品,本案即應適用《著作權法》;另一方面,本案爭議起源于天祿公司接受案外人的委托、拍出了署名為“楊向陽”的《天馬行空》書法作品。拍賣是一種特殊的買賣形式,拍賣公司既非拍賣品的所有人,也非拍賣品出賣價款的受益人,其只是接受委托進行拍賣的中介機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據此,如本案拍賣程序合法,且天祿公司在拍賣前已經作出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聲明,不具有過錯,則其不應承擔責任。
本案中,楊向陽主張涉案作品假冒其署名。涉案作品署名“楊向陽”,對該署名,楊向陽提出的相反證明為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天禹司鑒字(2008)第023208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但如前所述,該鑒定書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故楊向陽并未提出該署名情況的有效反證,不能證明涉案作品是假冒其署名的作品。二審中,楊向陽認為判定在世作者作品署名的真偽無需鑒定,應以該署名作者的陳述為準,如該作者否認該署名的真實性,即應判定該署名是虛假的,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六條“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只有本人陳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的,其主張不予支持”之規定,楊向陽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據此,本案不能確定天祿公司銷售的涉案《天馬行空》書法作品是假冒楊向陽署名的作品,楊向陽關于天祿公司侵犯其著作權的主張不能成立。
此外,拍賣作為一種有別于普通商品買賣的特殊買賣形式,由《拍賣法》調整和規范。本案中,涉案作品在拍賣前依法進行了公告、預展,并于2006年3月12日拍出。楊向陽在《起訴狀》中稱其在2006年3月即已發現天祿公司拍賣涉案侵權作品,從其提交的證據看,其于2006年3月31日向公證機關申請證據保全,并于同年5月提起本案訴訟,在整個過程中其并未與天祿公司進行任何交涉,故天祿公司在拍賣過程中對其拍賣的涉案作品可能屬假冒他人署名的侵權作品并不知情。且天祿公司在其《拍賣規則》中根據《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作出了不對拍賣品真偽和品質擔保的聲明,即“鑒于藝術品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本公司對拍賣品的真偽或品質不作任何擔保”,并在拍賣前依照法定程序對拍賣品進行了公告、預展,在無人對涉案書法作品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依法進行了拍賣,該拍賣行為合法,涉案書法作品是否假冒他人的署名不屬天祿公司的審查范圍,故天祿公司在拍賣過程中沒有過錯,即使本案有證據證實涉案作品確實屬假冒楊向陽署名的作品,天祿公司亦可免責,不應承擔侵犯楊向陽著作權的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楊向陽在本案中未證明天祿公司拍賣的涉案《天馬行空》書法作品是假冒其署名的侵權作品,天祿公司在拍賣過程中并不知曉涉案作品涉嫌侵權,且依《拍賣法》規定的程序組織了拍賣,并在拍賣前依法做出了不對拍賣品真偽擔保的聲明,不具有過錯,不應承擔侵犯著作權的法律責任。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四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1、撤銷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昆民六重字第1號民事判決;2、駁回原告楊向陽的訴訟請求。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2010元,均由楊向陽負擔。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拍賣公司拍賣假冒他人署名的“偽作品”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最高法院公報中曾經登載兩個相關案例:上海高院1995年審結的“吳冠中訴上海朵云軒、香港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著作權糾紛案”和北京一中院2006年審結的“安明陽等訴北京華辰拍賣有限公司、姜召文著作權糾紛案”。上述兩個案例對于拍賣公司拍賣“偽作品”的法律責任分別適用了《著作權法》和《拍賣法》。
吳冠中案由上海二中院一審,上海高院二審。上海高院在二審過程中就該案請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95年7月6日回函,認為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不聽勸阻,執意拍賣假冒他人署名美術作品的行為,屬于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即修改后的《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及其他有關法律規定予以嚴肅處理,據此判決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侵犯吳冠中署名權,并按份共同承擔吳冠中損失共計7.3萬元。該案發生時《拍賣法》尚未制定,上述判決引發了理論界的強烈爭論,爭論之一在于拍賣“偽作品”究竟屬侵犯姓名權的行為還是侵犯著作權(主要是署名權)的問題。有觀點認為:署名權包括兩方面權能,從正面講,作者有權以任何善意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以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從反面講,作者有權禁止在并非自己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也有觀點認為:著作權是就具體的作品產生的,其權利也是針對具體的作品而言的,沒有作品就沒有著作權。《炮打司令部》既然不是吳冠中的作品,吳冠中對它就不享有任何著作權,因此不存在他的著作權被侵犯的問題。認定侵犯吳冠中的著作權是“無”中生“有”,不符合邏輯,背離了著作權是基于作品而依法產生的權利的原理。
安明陽案由北京一中院判決。北京一中院認為,該案爭議起源于拍賣。根據我國拍賣法的相關規定,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法律并不要求拍賣人保證其所拍賣的標的必須為真品,這也是符合該行業特點尤其是藝術品拍賣的實際情況的。故華辰拍賣公司拍賣的《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否系偽作與其是否要對三原告承擔侵犯著作權的責任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系(該案并未審查涉案作品真偽)。本案爭議的焦點實際在于,對于姜召文委托拍賣的《偉大的戰略決策》畫作,華辰拍賣公司作為拍賣人、姜召文作為委托人是否盡到了法律要求其履行的義務。華辰拍賣公司在拍賣過程中已經盡到了法律規定的義務,也沒有證據證明委托人姜召文明知或應知該畫系偽作而委托進行拍賣,在原告對所拍賣畫作提出質疑后,兩被告已經主動撤銷了相關交易并告知了原告,并無主觀故意或過失,且已主動采取措施促使恢復原狀,故兩被告均不應對原告承擔侵權責任。綜上,北京一中院判決駁回原告安明陽等三人的訴訟請求。該案判決未引用《著作權法》。
上述兩個案例存在一些不同:首先,在事實認定方面,在吳冠中案中,法院確認了被告拍賣假冒吳冠中署名的“偽作”這一事實;而在安明陽案中,法院并未對被告拍賣的是否是“偽作品”作出認定。原告吳冠中在拍賣會前已經通知被告拍品并非其所作真品,要求撤銷拍賣,而被告單方鑒定后,認為該拍品就是吳冠中所作,仍執意拍賣;而安明陽向被告拍賣公司作出聲明后,拍賣公司及時采取行動撤銷拍賣,并追回了拍品。其次,在法律適用上,吳冠中案發生時《拍賣法》尚未制定,法院依據《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并結合被告的主觀過錯情節作出判決;而安明陽案發生時,《拍賣法》已經頒布實施,法院在判決時必須結合法律對“拍賣”這一特殊買賣形式的相關規定考慮“拍賣偽作”的法律適用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安明陽案的判決中并未引用《著作權法》,故也未把涉案拍品是否為假冒署名的“偽作品”作為案件法律事實加以認定。上述兩案發生的歷史時期不同,案件事實存在差異,法院的審理思路也不相同,但涉及的法律問題是相同的,即如何把握拍賣假冒署名案件的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問題。
本案報請審判委員會討論后,對于本案的法律適用形成了最終處理意見,即《著作權法》明確規定不得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而拍賣屬一種特殊的銷售行為,拍賣假冒署名的“偽作品”應當屬《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八)項規定的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侵犯著作權的違法行為。但由于拍賣行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受《拍賣法》規范和調整,故在確定法律責任時應當考慮到拍賣行為主體的特殊性及《拍賣法》對該行為本身的一些特別規定,如拍賣公司拍賣程序合法,且在拍賣前已經作出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聲明,不具有過錯,則其不應承擔侵權責任。
在此基礎上,本案確定了需要查明兩個關鍵事實:第一是天祿公司拍賣的涉案《天馬行空》書法作品是否是假冒楊向陽署名的“偽作品”;第二是天祿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過錯。
第一,關于涉案《天馬行空》書法作品是否是假冒楊向陽署名的“偽作品”的問題,楊向陽提交的證據為鑒定結論。藝術品的真偽鑒定是司法鑒定的難點,由于司法具有滯后性,涉及藝術品的司法鑒定經常會遇到取樣困難的問題,本案的鑒定結論就是在缺乏涉案作品原件的情況下作出的。一般來說,采信使用復制品作出的藝術品真偽鑒定的結論應當謹慎,通常需要考慮其他相關案件事實。在前述吳冠中案中,吳冠中在拍賣會舉行前已采取積極、主動的方式及時與拍賣方交涉,說明涉案作品系假冒署名,故受案法院確認了拍賣公司“售假”的事實。而在本案中,楊向陽從發現被控侵權行為到向公證機關申請網上拍賣信息證據保全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整個過程中從未與拍賣方進行任何交涉,拍賣方在拍賣過程中對其拍賣的涉案作品可能屬假冒他人署名的侵權作品并不知情,客觀上也導致了涉案作品的流失,故在本案中,使用復制品作為檢材的鑒定結論在證明涉案作品的真偽問題上屬孤證,證明力不強,加之該項鑒定存在其他程序違法問題,故該鑒定結論未得到二審法院的采信。
第二,本案中,無證據證實天祿公司具有明知涉案作品為假但明示為真的故意,故認定天祿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過錯必須結合《拍賣法》的具體規定審查。《拍賣法》適用于我國境內拍賣企業進行的拍賣活動,該法對拍賣標的、拍賣人的權利義務及拍賣程序均作出了明確規定,經審查,天祿公司在其《拍賣規則》中根據《拍賣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作出了不對拍賣品真偽和品質擔保的聲明,并在拍賣前依照《拍賣法》的相關規定對拍賣品進行了公告、預展,在無人對涉案書法作品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依法進行了拍賣,該拍賣行為合法,故二審法院認定天祿公司在拍賣過程中沒有過錯。
綜上,楊向陽關于天祿公司侵犯其著作權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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